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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之时，李金明因美术宣传的需要，毕业后分配到广交会工作。站在“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得风气之先，使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是文革后广东画家中最早去欧洲采风的画家之一，而那次欧洲之旅也让他看到了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千变万化的表现方式，尽情张扬的个性，进而促使其艺术的突破。
他从事油画创作40年，70年代开始见称于画坛，其艺术风格中西交融、一脉相承，著名画家林墉曾如此评价道：“迷恋色彩，犹如醉汉之痴酒，骑手之爱马！”。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一个充满阳光和欢快的色彩世界，活力四射，让人振奋。即使一些相对暗淡的作品，色彩之间的搭配也十分协调，给人平静的感觉。
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李金明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广交会”，工作期间的故事令人着迷，一直想试着去解惑，值他在珠海古元美术馆展览期间，本刊独家专访了李金明。
策划/采访：黄伟哲 文字整理/廖利峰 谭艳风
从小立志长大后画公仔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走上艺术这条路，是受父亲的影响？
李金明（以下简称“李”）：是的。我走上这条路是受到父亲的熏陶与影响。我的父亲是一位美术爱好者，尤其喜爱画船，我小时候，父亲画画时就让我也一起画，因此我在孩提读书时，特别爱好画画。那时常有大人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时，我就说长大后画公仔。当时并不知道画公仔将来会有什么好处，会有怎样的地位或成就，只知道画画是自己真诚的理想，本能的爱好。
记：您从事艺术创作已有40多年，您说过你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几位恩师的栽培，请问是哪几位？
李：上小学时，我是一个遵守纪律的好孩子，但偶尔会为了画画而“犯规”。一堂历史课上，看着老师讲课生动的表情，我就情不自禁地画起老师来。老师发现后，愤然把画收走，揉为一团塞进了衣袋。本以为会受到老师重罚，不料，老师竟是一个爱才的人。他抚平那张肖像，看着，当场称赞：“画的好好。”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表扬我，还让我把画送给他，不过还是教我以后上课时不要画画。虽然我现在已不能把这位老师完整地画出来了，但他对我的鼓励和爱护一直铭记在我脑海里。这是我第一位要感谢的老师。
初中，早年毕业于马来西亚美术学院的张老师是我的美术老师，在画画上一直帮助我，这是我第二位要感谢的老师。初中时我的画线条比较流畅、肯定。他常拿我作业示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称赞我的画“画得好，好在有笔气”，此后，我领悟到画画应讲究用笔，慢慢的，画画也有了具体努力方向。初中毕业时，我因父亲早去世，打算报考中专学校，可以早些毕业工作赚钱贴补家里，于是便在保送志愿表上填了广州邮电学校。张老师知道后，专门找到我，让我一定要继续学美术，并三次登门找我妈妈做思想工作。最终，我考进广州美术学院附中，不久，张老师去世了，临终前，他交代他的夫人把遗留的画册和画具送给我学习之用。我很感激这位老师，他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一把。
第三位老师是放在我心中的老师，这位老师并没有教过我画画，却是我读大学时选择油画专业的动力，他就是我的同乡，被孙中山称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李铁夫。广州美术学院收藏了李铁夫很多作品，我读书的时候学校定期举办李铁夫的美术展，我常常留连忘返。李铁夫的为人和艺术思想都值得我学习，他把画画所得的钱全部捐献给祖国的革命事业，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人格魅力值得发扬光大。李铁夫的画笔则令人感动，油画色彩浓重、饱和、写实功底深厚，特别在用笔力度和气韵上很具中国传统特色。
油画的技巧得益于恩师教导
记：第四位老师是徐坚白，对吧？她最近好吗？
李：她（徐坚白）现在在美国，估计不会回来了。最近看到她（在美国拍）的一个光盘，苍老很多了，但是还在画画，还在海边写生。
记：您的创作风格是否会受其影响，她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李：在创作上当然有受她的影响，我学的是油画，高年级的油画专业课是由她来上的，油画的技巧离不开她的教导。她是林风眠先生的高足，后来又是留美的。在教学中，她在西方重具象写实的技巧中又注入东方神韵的写意精神，她为人宽厚、慈爱、学识渊博，对学生亲如子女，还亲自给学生改画，一边改一边跟你慢慢地说。这样一种教学让我们感到格外的滋润与满足。特别是当时我们学院引用苏联的教学体系，加上其社会原因对欧洲绘画的色彩成就不便过多宣扬，但具体到我们这一班则由她来执教，她各方面都兼顾的比较均衡。所以她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后来她才跟我们说当时她不便在课堂上讲的太多，只是约我们在课外或者晚上去她家里一边看画册一边跟我们客观的评说印象派的东西。徐老师的油画色彩很丰富，很饱和，很感性，用笔很有气韵，令我收获不少。
另外她的作品很有气派，给人恢宏的感觉。我们看她的作品，有几类作品是特别激动的，一个是箩筐里的鱼，方方正正的画面上，旋转式的构图布局丰满而充满动感和张力；还有一个是海，无论从意境、色彩、笔触和刀触功力，都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我觉得这两个题材其他的人是很难达到她这种高度的。
工作与画画，把握机遇，痛并快乐
记：您在美院毕业后就进入广州交易会工作，当时进入广交会工作应该让很多同学羡慕吧，是如何进去的，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工作？
李：那时刚好文革如火如荼，全国大串连，学校关门了，全国都在揪“走资派”乱糟糟的，知识分子又下乡改造，那个时候我们学艺术的也不知道去哪个部门，大量同学被分配到农村、部队等基层去锻炼。广州有个广交会，它从文革起就受到红卫兵冲击，认为它不突出政治，广交会应该宣传毛泽东思想，就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广交会从以前的商业宣传变成政治宣传，需要绘制大量的宣传画。于是就去我们学校物色人选。我在美院成绩比较好，原来我准备去军区当兵的，后来被当时驻广交会的军管主任（广东军区某副司令，也是当时广交会一把手）拦住说：“不要去部队了，到我这里来。”就这样我进了广交会。当时画画属于“红光亮”时期，我们搞搞创作必须做到“三突出”、“三显示”，极端政治化，这样的时间不是太持久，七十年代中期，是周总理指示对外宣传要内外有别，因为参加广交会的很多是外国人，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强加给他们。这样广交会的对外宣传的“政治画”开始降温后，我们可以创作比较中性点的题材。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美术创作逐步转型，最终变为商贸性的展览和广告设计。总结我在广交会30多年的任职，基本上是画大画，在创作道路上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了，七八米长的主题创作、十几米高的“标准像”和各种大小的宣传画、国画、写字、广告、展馆设计也做过，还有行政事务。画的劳动量非常大，有时连夜写大标语，随时随地都要执行任务，所以比较累;另一个方面那个时间我们为完成任务，请了一大帮画家帮忙，在大家互相交流中目睹很多大师级人物的技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广交会是“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对世界的一些情况，对外国的审美习惯文化风尚会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但说老实话工作都是上头的安排，如果想自己画点东西都没多少空间，特别是后来当科长以后，唯有假日和晚上回家抽时间画。
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广州交易会，那么您又有多少时间去画您喜爱的画？在绘画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李：可以说广交会的工作让自己的生活有了保障，但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是不会满足的。学了那么久的艺术，我们总想留下点属于自己个性的东西。但每天8小时的光景都要奉献给自己供职的单位，并且要做到问心无愧；另一方面，自己又不甘于落后，特别改革开放后，思想活跃，希望艺术上有所作为，在矛盾之中，好比夹缝求生。
那时开始可以卖画，国画比较容易卖，而油画没什么人看，大家觉得油画没什么用，我同事就说：“现在还画油画？，没用的，快把油画笔扔掉吧！”这话当时很伤人，但是我没有放弃油画，要不是当时这样坚持，我是不可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的。
从70年代开始，每天都坚持动一下笔，当时住房比较小，没有多少空间，在厅里头画画，朋友来了就要把画具收起来，很麻烦，后来我就干脆在阳台画，晚上有时在厨房画，以免影响家人休息。
记：80年代，您出访欧洲创作了一批写意作品，展览后被称赞为“东方笔墨，西方色彩”，这对您的艺术成就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李：我是广东画家中在改革开放后比较早去欧洲的，甚至有人说我是第一个人去那的，去了以后感觉大开眼界，当时我是公务去的，去考察环境艺术，不作为旅行写生，只是偷空画了点速写。回来之后把速写、照片翻了一遍，很激动，觉得机会难得，想办一个画展，遍跟时任广东省美协主席林墉说了个想法，他当即赞成了，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创作了一批访欧印象油画作品。那时第一个这样的展览，结果一展就成功了，那次展览也让我扬了名。那次展览的作品一改以前的风格，改革开放之前，我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树立自己的一个面貌，总觉得一开始自己目标就明确的，学油画要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的东西，也就是现在说的地域性，我曾经琢磨过，曾以乡土题材为突破口，创作了一些作品，但是过于平实、呆板、不松，很拘谨，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成熟的，思想上不解放。
在欧洲，我看到欧洲艺术形式的多样性让人惊讶，表现方式千变万化，个性尽量的张扬。再看看自己的画，虽然画的比较工整，比较细致，但自己的个性释放不出来。后来，我画了这批访欧风景，因为风景本身就是很漂亮，很悦目，再加上又把受到西方那种文化氛围、艺术的熏陶的影响也带到画面上，他们看了后就说不愧是从欧洲文化之乡回来，所以这批作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至当年看过展览的人士在25年后的今天仍然印象深刻。 醉汉痴酒般迷恋色彩
记：我很欣赏您的两手绝活，一是画美女，二是画船舶。
李：美女，人人都喜欢，传统上的文人雅士更是把她作为一种理想美满的寄托，我也遵循这样一个审美习惯。但是我的画作除了尽可能表现女性美之外，还有自己执着的追求，我希望我画的形象是比较正面，生活化、朴实、善良的女人，特别强调劳动美，所以画这些人都会加一些环境，将人物处理在劳动的瞬间，像劳动丰收、绣花等场景，这样有助于表现劳动者的精神气质。刻画的时候除了头像以外其他都是比较的简洁，重点是画眼睛，以前徐坚白老师给我改画的时候说眼睛要“藏神”，所以我现在画画很注意刻划眼睛，现在有人说我画的眼神很吸引人，可能是因为我很用心地去画眼睛。
对于船我有种很独特的感受，船能体现造型艺术的三大元素的有机组合。点、线、面，任何景物都离不开这三大元素，海上的船，无论是木船还是游艇都具备这三种元素，互相结合而相映生辉，船体上坚硬的平面板块，桅杆与各种绳索的线条交织；海水的波纹，各种零件星罗棋布的斑斑点点；坚与柔、疏与密、弯与直；点、线、面，组成了一种音乐般的交响曲。美极了！我有意写出这种感觉、这种心境。
记：在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刀法和笔触挥洒自如，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您是如何营造这种意境与光色效果的？
李：我写生的时候看到一切景物都是动的，树是摇摆的，山上的云有时是躺在那，有时是升起来的，那些水在荡漾，面对大自然要用灵动的观念去观察它，去体会它的这种动感，然后“笔随心运”通过笔触的来龙去脉、轻重缓急、干湿变化、快慢疾随去强化物象的结构特征，精神内质来宣洩自己在物我交融中的激荡情怀。总的来说，无论是什么，都要有大自然的灵动感，画得有生命，要画出气韵来，而中国画在这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之所以喜欢中国画，是因为我喜欢中国画的气韵，那种大自然磅礴的气势，我认为画油画可以吸收中国画的精华。
记：我们基本上没有看见过您的中国画，您有画中国画吗？
李：我也会画点中国画，你看我的油画会有中国画的笔墨趣味，为什么会学中国画呢，一方面从小我父亲就教我写书法，所以就有这方面的积累。最初我也是喜欢国画，再加上工作之后，我们是在美术组，什么专业都有，有美术装潢的，有工业设计的，有油画的、有国画的等等，平时互相切磋技艺，工作期间还能接触到一些画国画的名师，这样画起画来就比较自由，接触到的东西比较多，拥有的也比较多，可以吸收的就更加多。
记：从国画到油画，那您最后是如何抉择的？
李：国画我也喜欢，而学油画主要是因为对色彩特别敏感和兴趣。
记：林墉老师也说您特别迷恋色彩。
李：嗯（笑），记得有一次去艺术馆看展览，里面展出的全部都是苏联的油画，当时是1955年或者1956年，其中有一幅画毛泽东跟斯大林会见情形的画，让人看了后很兴奋，那个灯光画的太像了！当时还怀疑画后面是不是有灯，就跑到画缝里去看，可是没有看到灯光，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一边看画一边琢磨它是用什么颜色来画的，那天晚上回家后我就在煤油灯下面画了一个煤油灯的光，画完觉得挺像的，第二天一看发觉一点都不像，因为煤油灯光是红的，我在煤油灯下画那个画晚上看还可以，但是白天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我特别喜欢颜色，颜色可以提神，看一下就很精神。
记：我记得您有段时间还去了顺德龙山中学去授课。当时是基于什么情况下选择您去的，跟他们又讲了什么？
李：是为顺德一班美术老师、美协会员和美术爱好者讲授油画色彩的特会，主要讲了色彩的规律性，我的画比较重视色彩，油画的独特语言就是色彩，用色彩去讲话，虽然说色彩是感觉出来的，但是感觉出来的很多是错觉，画色彩就是画错觉。其实很多东西本身并不是那种颜色，比如说画太阳照在远山上面，远山是红的颜色，特别是到很晚的时候，是朱红那么浓重的颜色，但这个只是一种感觉，这种错觉是跟旁边很多颜色对比之下的感觉，它本身不是红的，所以看颜色一个是错觉，一个是规律，要两方面结合起来。所谓规律就是有一种属于对比的规律、节奏的规律，像我刚才讲的处理颜色的节奏感，从强到弱，从明到暗，从浅到深，从冷到暖，都有一定的秩序在发展，一个颜色从这边怎么散发开，怎么奔放，它都有一定的规律，有呼应，有那个动势，这个是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是要用理性去认识的，特别是搞创作，你没有那种理性你的画是很难画的。 让油画反映生活，有浓浓的南国味
记：我看了你那张溜冰那张画，都是生活味为特别浓，这个是跟平时的写生是脱不开关系的，那么平时在生活中您是怎么提炼的？
李：首先我希望多画一些我们本土的东西，特别是广州的题材，虽然画广州的有不少了，但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表现，我想画现代的，从小在广州长大 ，目睹了她的变化，有一种很深的感慨。就拿那张画小孩溜冰的《沿江乐》来讲，以前珠江边是很烂的，都是破屋棚，现在却截然不同。当时溜冰这东西很新鲜，是新事物，新生活，可以从这方面去表现广州，不一定要全都画以前的，要跟时代，我一直都是这样考虑的，广州这个题材我有几十张，其中有广交会、步行街、北京路、建设中的南沙港、中国第一高楼——白云宾馆（指画面）等，这些都出版了，展览了。这有以前的广州，我写生的，如郊外的旅游船、人民公园、西关的旧屋，我都画，但是我就不愿意画的黑沉沉，我看的东西我希望给它色彩，其实历史也有辉煌的时候，为什么非要画的黑沉沉的，我对颜色有一种追求（又指画面）。这个是黎明的码头，这个广州的气候又下雨又有太阳，这个是海鲜市场，还有这张参加过展览的《放晴》，还有卖荔枝的……..都是生活味很浓。我觉得油画探索也好，最终是离不开反映生活的。 七次画广交会，画一次感动一次
记：上次在广交会馆上有一张小油画，多年前您画过，现在又画周总理与广交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又怎么去画？
李：首先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其次是我自己有把握画这个，我在那里（广州交易会）从业三十多年，也经历了那么多，那里的氛围我都很熟悉；再者也确实是广交会成全了我的艺术，我的青春就在广交会，所以会有一定的感触，我觉得我应该画这个题材，画好这个题材。
记：您那两张画的题材不一样，一个画选的是外景，一个选的是近景，这两者有什么牵连？
李：其实有牵连，这次是我第七次画广交会了，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就画过广交会的开幕式，还有参观农业馆、纺织品馆等。后来又画了一张广交会广场盛况作为年画（与李仁杰合作），还有一套钢笔速写和一些水彩风景，算起来这是第七次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升华这个辉煌的历史主题。
记：有没有打腹稿？
李：就是画这张周总理我都打了很多腹稿，想怎么去表现，选取哪一个时间，哪一个情节出现什么人，这个重点表现什么，色调应该怎么处理等等细节。其实，色调的选取也有一个过程，原来想把它画的历史感一些，灰一点，就想选咖啡色，因为我看很多历史画都是画的灰灰暗暗的，这样有历史感觉，但是后来我的朋友说不要画的那么灰，交易会是广州最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后来我想想也是这样，历史也有辉煌的时候，所以最后我尽量把色调提高，然后又开始重画。
记：这张画的神态很好，周总理这个主角也很突出，就是说把人的亮点都是提得比较集中，删繁就简的感觉。
李：其实选这个动作也有一个过程，开始考虑周总理的动作，摸一摸什么东西，指一指啊，握握手啊，我觉得这个也太符号了，而且过去表现也比较多这种方式，所以就想用这种比较静态的，比较自然的去表现，看出来是表示满意的。
后记：采访未了，我喝了一口李老师给我冲的加糠咖啡，咖啡？油画？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咖啡也是一种文化，除了很刺激外，慢慢品尝其中的美，李老师的油画也是追求那种淡淡的刺激性。看着他工作室架上的几幅画就像是喝咖啡一样，让人精神一振。
我笑着问咖啡与画画有关系吗？李老师笑而不语，他喝了一口咖啡，“我每天都要喝三杯。”他说他作画时总要保持最亢奋的状态，咖啡让他充满创作的欲望，催生了他的作品。他的画也像他，永远像咖啡一样让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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